PART 01

概述

性质：城市群是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1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以上都市圈（区）或大城市为基本构成单元，依托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的高度一体化的城市集合体。

当一个特定区域由竞争转为竞合，实现区域性产业发展布局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统筹一体化、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时，可基本上判断其成为了协同发展的区域。

核心：城市群内都市圈或大城市数量不少于3个，其中作为核心城市的超大城市（市区常住人口大于1000万人）或特大城市（市区常住人口介于500万～1000万人）至少有1个；

人口和城镇化：人口总规模不低于2000万人；城镇化水平大于60%；

经济产业：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非农产业产值比重超过70%；经济密度大于1500万元/ km²；核心城市GDP中心度大于45%，具有跨省际的辐射带动功能；

设施：城市群内形成高度发达的综合运输通道和半小时、1小时、2小时经济圈；

社会文化：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地域文化认同感大于70%以上，具有相似的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环境。等。

城市群作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其发展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发展城市群有助于缓解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有效推进城镇化水平均衡，促进各类生产力要素在全国范围内重要流动，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抓手。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市群起步；新千年以后，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013年首次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2015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等都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等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

PART 02

城市群老大哥之长三角城市群

 概况 

长三角区域总面积35.8 万km2，常住人口约2.2 亿人，面积和人口分别是京津冀的1.6 倍和2倍、粤港澳的6.4 倍和3 倍。是国内较早开始区域协同与一体化建设的区域。

 发展特征 

“多级、多核、多圈”：各城市经济发展呈明显梯队特征，发展阶段不同。跨越省级行政区，以沪、宁、杭等城市为中心形成都市圈相互嵌套、交织，空间结构复杂，兼具层级化与扁平化特征，沿海地区的网络面化态势显著。

 等级结构 

上海主导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 对周边城市起到超强的带动作用；同时，其制造业已开始转移到周围其他城市。以上海为核心，形成“合—宁—沪—杭—甬”核心廊道，而南京则充当连接两翼的节点。

 要素一体化 

交通协同： 交通一体化不仅是区域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还包含运输资源整合、信息互联及数据共享、法规标准统一互认、管理体制机制协同等方面的一体化要求。

√ 体系内部、内外要素的一体化，包括交通目标与区域目标的一致性，交通与区域、产业、空间、环境、人口等要素的协调性，体现区域一体化多元目标的统筹和公共政策的平衡。

√ 一体化不是一样化，均质化，区域及城乡之间的交通设施配置和政策导向要有差别化，亦即并非要体现均衡性、合理性、适应性。将交通与人口、经济、产业等要素结合起来考虑，通过各交通方式的有机衔接产生最大的效益。

人口流动：上海与周边城市的跨城通勤联系十分紧密，与周边城市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跨城通勤双向联系，中心城区对于周边地级市的就业吸引力依然强大，但是新城中嘉定和青浦也开始对近沪地区产生吸引力。如何促进人口疏解与有序流动是未来需要面对的问题。

产业协同：长三角内部产业已出现明显“专业化+层级化”趋势，企业布局总部、研发基地、生产基地是普遍选择，但长三角区域内部不同产业融合度不均衡，分工不均衡，区域内关联度较高，与区域外各地区的关联度较低。引导产业合理布局，避免产业“同质化”是未来的方向。

生态协同：充分发挥环淀山湖区域生态环境优势，构建蓝绿交织、林田共生的生态网络，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大都市圈，形成绿色田园、古朴乡村、现代城镇和谐共生的空间格局。

√ 以太浦河、淀山湖、元荡、汾湖“一河三湖”为重点，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构建以水为脉、林田共生、城绿相依的自然格局，建设著名文化生态湖区。

√ 形成“两核、两轴、三组团”的功能布局：“两核”即环淀山湖区域和虹桥区域。“两轴”即沿沪渝高速和通苏嘉高速的两条创新功能轴。“三组团”即以青浦新城、吴江城区、嘉善新城等节点为支撑的城市功能组团。

城乡协同

√ 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制度。将下乡人才纳入集体组织收益分配框架内，强化增量资产发展功能。

√ 盘活农村土地要素，健全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体系，分区分类推进城乡融合

√ 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深化城乡一、二、三产融合，培育多元生产联合体。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提升小城镇城乡联结功能。创新“区域+企业+产品”，以绿色转型赋能乡村产业。

√ 促进教育、医疗等各类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均等化

√ 构建城乡多层级治理网络，保障城乡平等发展。

 困境 

对比世界级城市群，长三角地区

√ 核心城市能级有待提升：上海辐射带动整个长三角区域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还处于被动接受外来要素阶段。

√ 产业分工需要完善：长三角城市群则缺乏明确的职能分工，空间结构较为松散，内部次级区域发展尚未完善；

√ 协同机制：缺乏充分有效的立法保障。

√ 利益主体协调困难：多元主体诉求分化程度高，缺乏统一协调机制

 对策 

√ 城镇协同发展：促进形成“网络化+发展极”的空间结构，基于功能形成的城镇间的网络化联系与次级城镇群；促进多种功能以及不同能级的多类型的城市发展极构建。

√ 交通高效衔接：构建基于高铁网络的长三角一日交通圈。建设多类型、低成本、大通量与快速化的网络型基础设施，促进城市间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与分工协作。

√ 产业分工协同：构筑专业化城市，形成地方性的产业特色。突显地方禀赋优势，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功能专业分工，推动多元产业发展政策，划分核心区-潜力区-外围区。

√ 生态紧密互动：构筑区域生态网络系统。实行土地集约化发展，控制区域的蓝绿系统，编制区域性生态规划，建立区域生态协同保护机制，清晰界定权利边界。

PART 03

城市群小老外之珠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

 概况 

粤港澳大湾区面积约5.6万km²，常住人口约7617万，是中国三大城市群中依托外资而兴起的、经济最有活力、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建设湾区除了是推动形成开放格局的尝试，也依赖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发展、经济基础，成为了“一国两制”的新实践。

 发展特征 

珠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现状呈现出“核心-边缘”圈层结构，强中心、弱腹地是粤港澳大湾区及其辐射带动的泛珠三角地区乃至更广阔腹地范围的主要发展挑战。随着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加强，区域的边缘城市得到发展机会，集聚效应逐渐转化为扩散效应，空间非均衡的“核心-边缘”向均衡的“网络-节点”模式转型。

 等级结构 

珠三角城市群网络尚处于发展阶段，围绕湾区，以广州、深圳为核心，联动港澳，引领外围城市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连绵发展和具有高度城市化水平的“巨型组合城市-区域”。广州-东莞-深圳联系线是区域联系最为密切的地区，对城市群未来的发展将起着导向性作用。中山、佛山承接来自主导城市更高层次的功能和服务，助力自身经济的发展，与临近城市共同构成城镇体系，辐射边缘完善区域整体空间结构。

 要素一体化 

交通协同：

√ 网络：大湾区对外综合交通格局初步形成，形成了依托港口和机场形成国际客货运联系网络和高速公路和干线铁路为主导的客货运联系网络；

√ 枢纽：形成了香港、深圳、广州3大港口以及香港、广州、深圳、澳门、珠海5大机场组成的世界级枢纽集群。

√ 需求：生产、生活性货运交通与旅游、商务、通勤性客运交通等多元出行需求叠加，区域出行特征已经由低频次、长距离、低时间价值向高频次、中短距离、高时间价值转变。

√ 须进一步增强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连接性、贯通性，高质量打造1小时通勤圈。

人口流动：以“一小时生活圈”为抓手，建设广佛全域同城化，以多元的功能高地引领区域发展，促进劳动力要素自由交流和流动，进一步实现经济均衡发展，区域优势互补，产业技术共享，生活文化共融。

产业协同：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广泛的产业结构，制造业发达、产业体系健全，传统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并存。长期以来的外资依赖使得产业亟待转型、优化升级经济结构的需求非常迫切。《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新一代产业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壮大为支柱产业，为相关的5G、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带来发展机遇。

生态协同：

√ 大湾区生态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海陆一体且资源丰富，但存在过度开发的隐患；

√ 大湾区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建设用地扩张规模大、速度快，使得生态格局破碎化。

√ 应当海陆统筹，构建分类治理的模式和体系。大湾区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必须具有系统性思维，基于自然生态特征，将片区划分为海岛区、珠江口湾区、沿海区、沿江区、沿河区等5种类型给出针对性意见。

城乡协同：

√ 城乡互相嵌合，城市连绵，城内农田占比非常低；但城城之间仍然存在大片的农田。

√ 广佛莞深珠中地区，非农属性特征明显，集聚了全省大量的城中村。深圳2/3左右的常住人口是尚未落户的外来产业工人群体，城中村分布于城市各个角落，是满足市场租赁需求的主力。

√ “多中心网络”的扩张模式形成“去边界化”地区，核心圈层边界地区空间重组，在广佛之间、深莞之间的乡村地区形成口岸合作、产业合作地区。

 困境 

对比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

√ 核心城市问题：广州与主要全球城市相比尚有差距，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局限在珠江三角洲地区, 国际化的服务功能还比较薄弱，其他城市仍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

√ 行政区划问题：产业结构性矛盾增多，争资源抢项目, 导致要素配置效率不高, 资源浪费比较严重；产业结构趋同化。同质化竞争比较激烈。

√ 产业创新问题：支撑和引领发展能力不强对外依存度过高。

√ 区域性基础设施网络问题：交通网络尚未形成，各类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及营运缺少有效统筹, 规划综合性不强，与城市总体规划、等专项规划衔接不够；基础设施布局结构不合理，区域性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步履缓慢。如，港珠澳大桥主体桥梁已全线贯通，预计可于2017年底通车，要加强其他城际铁路的规划建设，才能满足粤港澳大湾区日益紧密的交通联系，才能形成“1小时生活圈”，这是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保障。

√ 资源环境问题：污水处理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巨大；工业化发展侵占大量生态用地, 城乡绿色空间破碎化严重, 城市环境管理协调不足、缺乏联动。

 对策 

√ 明晰珠三角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培育高端现代服务职能，提高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的位阶。

√ 促进珠三角城市群的产业分工合作，建设多元、流动的世界级产业创新发展中心。在原来世界工厂的角色上进阶为世界产业创新中心，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构筑区域创新网络体系。

√ 完善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面向世界的交通门户，全面提升国际航空枢纽体系和国际航运中心体系，建设“洲际”交通门户枢纽。统筹考虑轨道交通与城镇空间发展，加速湾区城际轨道建设，形成环湾城际线。进一步释放广州和深圳的创新、创造、创业辐射带动能力，在创新牵引与实业振兴上有所作为，以优质的城市生态环境、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交通出行、住房等条件满足人才需要，

√ 加强珠三角城市群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探索环保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吸引更多国内外优秀移民和人才集聚湾区。

√ 坚持规划的战略引领作用。国家目前正在着手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整体统筹珠三角9市和香港、澳门，推动内地与港澳紧密协作，构筑多中心网络化城市格局。

√ 创新协同发展治理机制。规划建设应进一步突破行政区划束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等多领域的协调机制，完善协调组织架构与法律法规保障，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

PART 04

城市群三把手之京津冀城市群

 概况 

京津冀城市群面积约21万km²，常住人口约1.1亿，位于我国环渤海的心脏地带，是我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地区。包括首都经济圈，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以及保定、唐山、廊坊、石家庄、张家口等周边的众多地市。近几年如火如荼建设的雄安新区也作为未来发展极进行规划。

 发展特征 

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大湾区差异明显，“双核”城市体系未真正形成。空间呈现出极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城市网络虽在迅速发育之中，但区域空间组织的多中心均衡度仍较低，无论是天津还是河北省会石家庄都未能够有效分担北京在区域网络空间中的极核作用，内部功能联系和分工亟需优化调整。

 等级结构 

京津冀城市群具有一个强核心北京，早已是中国的“政策高地”，强中心地位突出，成为金融、商贸、高技术以及大规模研发、信息、中介等高端服务业的基地并发挥全球功能；天津是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但没有与北京形成良好的协同，同时河北省与核心两市存在明显的发展权差异和资源挤兑矛盾。

 要素一体化 

交通协同：

√ 航空：随着大兴国际机场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双枢纽”将持续发挥聚集辐射效应，打造国家发展新的动力源。

√ 轨道：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铁路1.5小时通达，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 公路：高速公路网不断织补加密，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全线绕出北京积极推进。

人口流动：

√ 创新区域人口流动管理机制，引导人口合理分布。加强公共服务合作，推进环京周边地区职住协同，以同城化就业服务和养老协同促进区域人口协同。

√ 发挥北京科技创新中心优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推动区域内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发展，提高劳动力吸纳水平和就业质量。   

√ 完善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京津冀城市之间的互通和互认，建立健全三地共享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服务平台，不断提高三地的社会保障信息共享水平。

√ 以职业能力为核心，促进人才引进、人才落户、完善技能评价与资质互认机制。

产业协同：

√ 发挥北京“一核”辐射带动作用，强调产学研地位，围绕高校进行新兴产业发展

√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联动，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 发挥区域资源优势，打造特色鲜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组团；

√ 北京向外环京地区三个圈层：

50公里产研一体化圈层；

围绕疏解和承接功能，向外100公里到雄安、天津的京津雄产业功能互补圈层。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雄安新区“两翼”联动；

向外150公里到保定、唐山、张家口、承德、沧州等城市打造节点城市产业配套圈层。

生态协同：

√ 构建北京副中心，进行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布局，与廊坊北三县实现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管控。

√ 天津将努力在产业、交通、环境3个方面取得更大突破，进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等补偿措施；

√ 建立“四统一”协同治理机制。统一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统一生态环境保护标准、统一划定生态红线，明确生态环境布局，配套产业政策和生态补偿政策等，完善区域生态环境监测预警和信息共享机制，

√ 健全完善多元、公平的生态补偿制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鼓励发展旅游、教育、健康、大数据、云计算等绿色产业。

√ 全力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创建行动。

城乡协同：

√ 构建多中心城镇网络。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空间格局，明确各级各类城镇发展的重点和方向，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 加大跨域城乡统筹发展力度。京津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持农业阶段，河北省仍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城乡统筹发展能力不足。加强京津两市对河北省的横向支持和反哺，建立跨区域的统筹城乡发展的协调机制，弥补河北省城乡统筹发展短板，提升京津冀地区区域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

 困境 

√ 京、津两市与河北省的发展矛盾：河北省为保供京津两市的各类资源，在发展方面受到了诸多的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转移也给环境带来巨大负担。河北省难以形成运输体系，降低全省运输网络价值。

√ 中心极化特征突出：各类要素集聚于京津两地，尤其是北京, 与其它地区呈现断崖式落差, 亟待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区域协同发展格局演化。

√ 城镇体系发展不均衡：

√ 北京作为核心，大城市病明显：住房问题还有土地产权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对人口存在负面挤出效应；高端服务功能，公共服务的中心都在中心城区集聚，郊区外围大量低端制造业集中，与世界城市的差距显著；

√ 乡村地区建设无序、品质差：农村工业粗放扩张，郊区建设用地管控失序

√ 空间发展缺乏引导，区域空间管制机制缺位。

√  生态环境问题严峻，城市宜居品质差。

 对策 

√ 建立新区，雄安新区、通州新区，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加速协同城镇体系构建；

√ 对核心城市作出科学定位，发挥各自优势和特点，促进在地域分异基础上的高度整体性，逐步减轻城市群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 建立多元的交通网络，连接雄安新区发挥吸收劳动力以及产业优化的功能。

√ 加快构建若干产业增长极，形成全球领先的创新高地：在雄安新区，推进前沿尖端产业发展，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产业分工与协同效益，逐步使得产业污染降低，实现碳中和。

√ 构建安全的生态格局，实现地区持续发展：按照廊道+圈层节点模式，以核心范围内30公里以内、30-50公里、50-70公里几个空间尺度为依托，进行地区整体生态环境的改善、修复，降低热岛效应。

参考阅读：

方创琳 《中国城市群地图集》

王凯 陈明《中国城市群的类型和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