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同学们对这张具有超强象征意义的平面图都不陌生。城市对称的布局犹如展开双翼翱翔的大鸟，寄托着对巴西腾飞的美好愿望。这就是巴西利亚，巴西在萨尔瓦多和里约热内卢之后的第三首都，当然了，也常作为题目出现在各大高校试卷上，和考研er们见面。

可是，这座被联合国评为“最年轻的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后来却饱受诟病和批判，久而久之，甚至几乎成为了城市规划失败案例的代名词。实际上，乍看匪夷所思的看法变化中隐含了规划价值观的演变。

以此为鉴，让我们看看当下与过去，城市“功能-结构-形态”这三大基本组成的变化。

PART 01

巴西利亚的前世今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巴西首都为里约热内卢，高度集中的城市人口带来一系列城市问题。为了改善此状况，开发不发达区域，巴西政府决定在内陆高原建设新都；规划人口50万，规划用地152万平方公里，是柯布西耶“现代城市”理论的实践典范。

在巴西利亚的规划中，城市功能层面，其各类功能区划分明确、严格，大家可以从中直观感受到《雅典宪章》的核心思想；城市空间结构上，其平面为十字形结构和“飞机”形布局，结合了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绿廊中轴线，连接“机头”“机身”和“机翼”，组织整个城市的公共空间和服务设施。位于“机翼”部分的居住区采用标准化模式设计，拥有96个超级社区，并通过主干路网串联，整座城市形成了以汽车为主要交通载体的交通发展模式。

显而易见，巴西利亚规划忽视了城市系统的复杂性和居民生活需求的多样性，依靠规划师一己之力的的“理性”，把城市成功简化为一系列“秩序”，造成了一系列似乎未预见的问题：

①城市尺度巨大、功能区泾渭分明，造成城市内单一功能聚集和生活的极度不便；

②失去特色、模式化的超级社区使得城市识别度下降，居民归属感降低；

③严格的功能分区势必要求更多的土地来承载复杂的城市功能，“摊大饼”式的扩张使外围卫星城无序发展，加剧抬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通勤成本，也加剧了“中心—外围”社会隔离与空间分异问题，进而在郊区聚集了大量的贫民窟。

最终，“人们好像大都不愿意住在城市里，宁愿住城外的贫民窟或在郊区建造别墅。”这与城市建设的意愿、规划的初心背道而驰。

PART 02

三大宪章——对理性的回顾与批判

1933年，为解决战后西方国家重建和快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了《雅典宪章》，其中认为城市拥有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大功能，应按照功能分区进行空间布局/结构。

《雅典宪章》提出后的 40 多年里，工业技术和科技的进步需求更多空间承载，无序城市化、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问题逐渐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暴露出来。

1977年，城市建设者们在《雅典宪章》 的基础上制定了《马丘比丘宪章》。补充了前一时期城市的发展因为过度注重城市的功能，而忽略城市是个有机整体的事实；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注重城市发展的动态性和延续性，提出了动态规划的理念。

之后的 20 多年里，为解决全球化、多样化而产生的矛盾和城市病等问题，1999 年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建筑师大会上通过了《北京宪章》。当时城市发展面临着“大发展”、“大转折”和“大破坏”共存的局面，《北京宪章》将技术与人文结合，提出可持续城市发展理念。

从《雅典宪章》到《马丘比丘宪章》再到《北京宪章》，集中体现了城市发展和人们对城市发展规律认识的动态过程。从注重功能分区到对人文、环境、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其实是不同阶段不同需求的体现。三大宪章对各阶段城市发展问题给出的答案其实正对应着城市功能升级的要求、城市居民需求升级的要求。

让我们回到开头所提及的巴西利亚。巴西利亚的规划并不能简单的用“失败”来概括。

在战后功能主义盛行的时代，它的规划可以说是伟大的实践和空前的成功，彰显出执政者与规划者精英的智慧，十分符合潮流以及那时人们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然而，在以“城市居民需求”为重点关注对象的当代，类巴西利亚的规划已无疑过时，严谨的的功能分区在城市发展中显得机械呆板，维持城市形态的完美意象也成为了形式主义，浪费土地、降低空间使用效率。对巴西利亚的一切批判都源于它无法适应城市发展的规律。

PART 03

人民城市：城市“功能-结构”适应城市发展规律的转变

从三大宪章的发展来看，认识城市的功能、结构与形态，是认识城市基础、组织城市空间的的重要切入点。

在《规划原理》教科书中，城市功能、结构与形态是紧密相关的。

城市功能，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体现的作用，功能分区则可以简单理解为承载不同活动的土地在城市中的集聚。广义可认为，城市功能代表的是《雅典宪章》所提出的四大功能，但其中回避了城市当中的经济、社会等城市发展面临的非物质层面要素。

影响功能分区的主要因素为“地租”，付租水平较高的功能以高强度的姿态集聚在城市的黄金地带。然而要把每一个城市都建设成为高密度的曼哈顿中心区显然是不可取的。高密度城区需要的是高密度的投入，除此之外，高密度的城区仍旧会带来无法避免的环境恶化、交通压力、空间分异等问题。

进而，城市倡导土地使用的功能混合，在功能区集聚的“黄金地带”里混合不同种类的功能。如商住混合、商办混合，都是符合城市发展规律，有利于打造富有活力和健康的人居环境的选择。

城市结构，代表了城市各类功能活动的内在联系，是构成城市经济、社会、空间各部分的概括。简单理解，不同功能区的分布和组合构成了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常见的结构有同心圆结构、扇形结构、多核心模式等。

城市功能与城市结构的关系：

① 城市功能的变化是结构变化的先导，决定结构的变异和重组。

② 城市结构的调整必然促使城市功能的转换，催生新的功能与之相配合。两者相互促进，推动城市的发展。

城市规模、交通、地租、等都可能成为影响城市结构的因素。

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倡导多中心体系发展，有利于缓解城市中心区交通压力，形成多个带动城市发展的核心。

城市形态是城市整体和内部各组成部分在空间地域的分布状态。

①是城市空间的外部轮廓形状

②是城市空间结构的整体形式

③是城市平面、立面的形状外观

是由结构、形状、和各要素的相互关系组成的空间系统。

常见的城市形态有网格、环形放射状、星状、组团状、带状、环状，等。

城市功能、结构、形态的关系如下：

《雅典宪章》强调的功能分区的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国的城市规划功能主义为核心，各个城市的功能区建设相对比较完善，但却缺乏因地制宜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城市在快速城镇化的扩张过程中，只注重物质要素，忽视了人和非物质要素，简单地追求土地、空间的城市化，而忽略了人的城市化。带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各地区城市发展严重趋同，发展过程中定位不清晰、规划缺乏动态性，对“人的需要”考虑不清。

经过半个世纪多的城市发展，我国的城市开发建设模式已从：

第一阶段的新开发为主→第二阶段的新开发与再开发并重→当下的再开发为主。

这更需要建设“以人为本”的城市，优先考虑居民的需求，注重功能的重组与混合，注重文化与城市的融合。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符合当下城市发展的例子吧！

PART 04

案例之 上海“一江一河”滨水空间打造

滨水空间是城市开发中的重要资源。在工业时代，依托高效的航道，滨水区往往是工业功能集聚的首选地带。近年来，随着工业区的迁移，滨水地带的价值也被重新认识，这里不仅能够给市民提供休闲、社会交往、体育锻炼的场所，也能够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和对城市的归属感。

上海是因水而兴的城市，以黄浦江、苏州河串联起的空间是城市发展的宝贵资源，保护、利用和发展沿岸地区的公共空间，开发建设“一江一河”，真正做到还江于民、还河于民，是造福全市人民的内在要求。

“一江一河”倡导的理念与价值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提升滨水公共空间开放性

滨水公共空间不应该被私人或少数利益团体所占有。空间的开放共享可以让公众自由使用，支持人们自发的行为活动，空间中不同的公共活动也能得以融合。

2017 年黄浦江两岸核心段 45 公里岸线实现贯通开放，并建成 45 公里的漫步道、跑步道和骑行道，新增体育设施面积 55 万平方米，通过将沿岸公共空间资源连接成带，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45 公里滨江空间实现贯通后，接待人数成倍增长。

2020 年苏州河中心城区 42 公里岸线基本贯通开放，缩小了防汛墙与滨河道路之间的高差，实现临河可见河；在中央活动区强调互动性，在商务功能区段强调开放性，在居住功能区段和郊区集建区段强调便利性，形成若干滨水社区服务节点。

2、滨水空间公共服务多元化

滨水空间公共服务的多元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服务种类的多样化，通过功能混合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市民提供了多元的滨江游憩机会，满足使用者观光游览、运动健身、休闲娱乐等差异化的公共空间使用需求。

黄浦江两岸新增了约 40 处滑板、攀岩、足球、羽毛球等运动场所，面积达 3.5 万平方米。苏州河也在沿线漫步道和跑步道基础上，植入儿童乐园、运动健身等环境更加友好、内容更加贴近市民生活的主体功能场景。

另一方面是公共空间对服务对象的包容性。关注不同人群的差异化需求，孕妇、婴幼儿、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在建设中，不超过 1000 米设置一个综合服务点，内部设置寄存、自动贩售机、紧急医疗救助点、无线通讯、书报亭等公益性功能。有针对性地设置公益性、群众性服务项目和活动，打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空间。

3、滨水公共空间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方面，“一江一河”建设重视城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充分考虑公共绿化、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因素，营造生态低碳、绿色环保的居住环境。

另一方面，“一江一河”沿岸老工业遗址迎来新生，被赋予现代新功能，尊重并延续地域历史文脉。如浦东东滨江的“船厂 1862”和 8万吨筒仓以及杨浦滨江的上海制皂厂等。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塑造了独特的城市文化风貌，彰显了人民城市建设的价值取向。

4、 滨水公共空间建设中人民参与的广泛性

在“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更新的规划和决策中，为满足不同人群的使用需求，保障公共空间活力，政府广泛动员全市居民参与，开门做规划。

政府公示“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规划，推动公众关注，集聚公众智慧。

2018 年 8 月 23 日，上海市规土局公布了《建设规划》，并向全体市民征求建议，呼吁人民群众共同为“一江一河”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通过调查各类实施主体和市民需求，不断完善政策方案。

邀请知名学者、各区政府部门、各类企业参加，在网络上公开招募了 250 名志愿者，沿黄浦江、苏州河两岸各挑选 3 条线路进行实地考察。

先听规划师讲解，再实地开展讨论的方式，开展线上线下问卷调研，通过全市平台发布宣传片，收集了上千条公众意见。

可以看出，“一江一河”的贯通是全市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并非是如从前单单依靠规划师一己之力的“理性”。

巴西利亚的经验告诉我们，盲目迷信人的理性能力，会带来“理性的僭越”。承认理性的“有限”，更重要的是在理性的基础上，保持谦卑、弹性和以人为本，这些在当下的规划当中都十分重要。